蚕业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交叉发展

        蒋猷龙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

  桑蚕( Bombyx mandarina)之作为桑树害虫,由于其吐丝功能,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内被人们所利用和驯化,最早形成为蚕业,养蚕作为重要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始盛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豫、鲁,其次为长江流域上游的川、湘,待至宋室南渡,则盛于浙江、江苏,北方渐趋衰落,及至近代,形成江浙太湖流域、四川成都平原、广东珠江三角洲三大蚕茧产区,蚕业技术也有独突的体系,这是长期以来,当地生态条件与经济条件结合的产物,在保证蚕农有较好的收益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技术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桑(柘)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中国桑拓资源丰富,分布在全国,初民最早就当地的桑种加以利用,然后通过栽植和肥培并加以选择优株,通过无性繁殖和嫁接方法巩固其优良性状而形成品种。品种是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产物,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发展。
  (1)川桑类在四川形成的品种,“易种易活,可以成条,可以成树,叶之津,较湖桑略减,叶之力,较湖桑加厚。不待移植而叶自圆大,随地皆宜,种植甚便”。
  (2)鲁桑类“叶大而圆,力劲而厚”。
  (3)湖桑类“叶圆而大,津多而甘,其性柔,其条脆,其干不高挺,其树鲜老株,采折最便,惟移置他省甚难培养,若培养不得其法,多未成活,湖桑为桑之冠而难于移种”。
  (4)荆桑类“易种易生,气清而茂,叶之液与川桑等,叶之味与湖桑异,迹痕如齿,须移种移接,肥美可胜他桑,力厚而种植亦便。”
  以上四类,概述四川、山东、浙江、湖北等地区品种性状。广东所种实生桑也多名之为荆桑,大致取“荆”有下贱、瘦小之意而用其名,近人附会广东荆桑系来自湖北荆桑。
  柘是分布极广的植物,成灌木或乔木,可饲蚕,古代“桑拓”并称,有专食拓叶的柘蚕,浙江、云南、四川都有,按叶形亦有多种。
  2.桑园高产技术体系
  在地旷人稀的古代,桑树乔木养成,且多散植在田野间,产叶量按株计算。农民精究于每株桑的修剪、采养和防病除虫,追求立体利用空间。在地狭人众的地区,则成片种植桑树,在江浙则创造出中高干拳式养成,每亩200余株,在广东则为无干密植栽植,每亩数千株。产量着重于一定土地面积的收入,于是重视于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同时也注意桑树群体的生长发育。明末清初,《补农书》载,浙江桐乡一带每亩桑园高产的可达1200~1400kg春叶,这在现代也可列入高产行列,说明空间的光能利用率是很高的。广东则以时间上的光能利用取胜,全年养蚕七次,枝叶不断生长,陆续被砍伐利用,全年产叶三四
千公斤。
  3.蚕种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家蚕是由同一桑蚕种的不同亚种经驯化而成的杂合群体,因而各地的家蚕性状自古就有显著的差异。当二千多年前的北方,家蚕有一化、二化和多化之别,大多三眠,茧色有黄白两种,及至清代,保留一化三眠黄茧的单一类型,其余则很少保存。江浙则保留复杂的类型,化性中的一化、二化和多化,眼性的三眠、四眠和五眠,茧色则白、黄、淡绿,茧形椭圆、圆,束腰都有。而以一二化四服白色椭圆形茧为最多。四川以一代三眠黄色笔尖形茧为代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广东概为多化性四眠黄白色茧,个别二化性椭圆形白茧。桑树的生长发育可认作家蚕化性产生的重要信号,对化性的利用,北方和四川全年养蚕一次,江浙二次,以春蚕为主,广东则全年六七次,由于人们对茧丝要求的不断提高,茧层量高的个体被选择留种,性状不断加强,对强健性也有所要求。
  4.养蚕高产理论和技术
  远在春秋时,荀于对蚕的生活习性已作了简朴的描述,待至北魏,《齐民要术》把群众对蚕性的观察详细地进行了归纳,洗浴蚕种,蚕室簇室加温,注意用桑品种,按中间类型留取种茧,低温抑制多化性蚕种的自然孵化等。待至金元时代,以对蚕生理生态的认识为基础,以为养蚕技术的准绳而概括为十体(寒热、饥饱、秘密、眠起、紧慢)、三光(白光向食、青光厚饲,皮皱为饥,黄光以渐住食)八宜(方眠时宜暗,眠起以后宜明,蚕小并向眠宜暖宜暗,蚕大并起时宜明宜凉,向食宜有风,宜加叶紧饲,新起时怕风,宜薄叶慢饲)、三稀(下蛾、上箔、入簇)、五广(一人、二桑、三屋、四箔、五簇),中国北方养蚕技术至此可谓达到了高峰。南宋向浙江蚕业形成中心,养蚕技术又在这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举凡对发病原因及其防治,控制日眠、选茧留种、选叶、上簇有了新的成就。为商品茧丝基地的形成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以上为中国蚕业纯粹的传统经验技术时期,虽省际间有桑、蚕品种和技术的交流,但一直处在保守的、稳定发展的阶段。
  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一声炮响,惊醒了东方的睡狮,清代朝野才知天外有天,有识之士开始向东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蚕业上最早推1896年宁波税务司江生金去法国学习制种和检查母蛾微粒子病的办法,回国后在杭州的蚕学馆任教并推广,稍后蚕学馆延请日籍教师任教,讲授消毒防病、杂交育种、养蚕等新法,以后又有大批的学子前往日本和意法等国学习,尤以去日本的为多,以为日本与中国情况相似,川旅费便宜,这些留学生回国在教育、科研和生产方面工作,对推动中国各地传统技术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迄至1937年前,其养蚕技术内容的对比如下表t

  由于科教机构的努力及政府专设的蚕业改进机构的推广新技术.我国江浙等地区的技术已接近当时先进国家日本的水平,但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传统技术的状态下,同时也可见,在蚕业技术开放的四十余年间,栽桑技术仍处于传统的状态中。抗战开始,主要蚕区相继沦陷,蚕业破坏濒临消亡,开始在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发展蚕业,新技术在这些地区推广。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采取一边倒向苏联的错误政策,蚕业科技也强调向苏联学习,殊不知苏联蚕业科技术水平远在我国之下,很快就被技术界暗中所否定,只能冒着风险地从日本书刊上学习他们40年代的技术,如蚕室蚕具消毒药剂、防干纸饲育法、折簇等,经济效果也是很明显的。但日本50年代已进入工业大发展时期,蚕业技术向高工效方向开拓,诸如多丝量蚕品种育成、蚕的人工饲料研制、小蚕机械化饲育、桑条剪伐、土壤翻耕的机械化、自动上簇、方格簇普及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物力艰难的国家,但1958年政府领导过高地估计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财力物力,认为蚕业集体生产,要求比日本更快地实现机械化生产,技术上大破大立,一时间种场和农村各项机械的研制风起云涌,技术上敢想敢做,不到二年时间,就以劳命伤财、不合国情而告终,1962年由于八字方针而得到对技术路线的重新认识,曾几何时,十年文化浩劫,又使蚕业科技沦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华国锋受遗命上台,再次以冲昏的头脑提出农业现代化的错误方向和空想计划,浪费了痛定思痛的时间,大大地拉开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持至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稍稍拨正了方向,蚕业科技工作者冷静地来思考适于国情的现代化蚕业,更自共产党的十三大后,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了解到国家和人民的财力物力实际情况,要坚定地走中国式的现代化蚕业科技的道路,即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消化国内外具有实际经济效益和适于民间物力财力现状的先进技术,不断地变革传统技术。现代化技术不是从形式而应从实质来认识它。
  蚕桑技术的方向,经过科研部门多年的探索,明确到在漫长的初级阶段时期,必须走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交叉渗透的道路,当在交叉过程中,具体的环节有前者较重、后者较轻逐步演变到前者为轻、后者为重的演变。当前在这方面已取得一些成就。
  在栽桑技术上,虽栽培技术仍是传统的,但注意到株、枝、叶的群体结购,合理分布分期采伐,提高常年的叶面积指数,以充分利用光能,再结合N、P、K的配比施肥,保持土壤的适宜含水量、采用薄膜覆盖抑制杂草生长、采用最新农药防治病虫害、选用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桑品种等科研单位已创造出栽桑三年内达到全年亩桑产叶400kg的成绩,在广东热带地区则产叶5000kg以上。其中,品种作用是主导的,当前推广的极大多数仍是从农家品种中选拨出来的品种。鉴于杂交种、三倍体品种在各方面表现更好的性状,又通过生物学技术移植特定优良性状,目前正的探索。
  在养蚕技术上,采用共同催青、消毒防病、采用新品种、合理温湿度饲养、选用适熟叶,簇中加温排湿等,春期一般一盒蚕种可产茧50kg,达到群体保育的高水平。按用桑量,14kg叶可产茧1kg,一亩高产桑园可产茧200kg。当前成为重要研究方向的是,继续提高蚕品种的叶丝转化率以至育成雄蚕品种,在夏秋蚕病防治上要有所突破。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劳力已显得不足,解决的办法,在较长期的时间内还只能采取简化技术和工具适当革新的办法,结合个别机具的高效化,如喷雾机,喷灌等,视经济条件,还是可行的。按江浙的蚕品种和养蚕技术,春蚕完全可以生产出与日本同样质量的蚕茧,而群众并不乐意如此做,这与评茧方法和茧价过低有关,近年“蚕茧大战”又愈演愈烈,解决的办法,可扩大乡镇企业缫丝厂,蚕区农工一体,政府开辟生丝市场,向农民定购需要品位的生丝。把缫丝纳入农业部门,这将是安全和各方兼顾之策。